我在日本，向公司提出辭呈後，算算有20多天的休假要消化，加上周六日，足足一個月。
辭去工作，「有薪年假」還沒消化完，一般就把離職日定在年假消化完的那一天。這段從離開工作到正式離職的休假日子，日文稱「有給消化」。「有給」，就是「有薪可領的休假」。
我利用這段休假期間，心寬體胖，回到久違的台北探望家人，又受人之託去了一趟上海，藉此領了一點酬勞，再回到日本，繼續休假。
沒事可幹的日子，在東京家中養了幾個禮拜的浩然正氣。這當中，我犯了一個「致命的錯誤」。
我離職的公司有一條內規：「不許兼職」。「不許兼職」的理由很簡單，怕你洩漏公司機密、怕你有利益輸送、怕有競業之虞…總之，為了防患於未然，公司和每個員工都定了這個「不許兼職」的合約。
這「不許兼職」是個非常嚴厲的「天條」。有看倌說：「景氣不佳，公司分紅也少，我去便利商店兼個差貼補家用也不行嗎？」答案是不行。有人為此，還被公司處分了。
我雖然離開公司，電腦等用品也都還給公司了，但仍領公司的薪水在休假，「形式上」仍是這家公司的員工。我拿公司薪水的同時，又從別處拿了酬勞，我就是成了「兼職」的現行犯。
這事情，我一直等到25日領薪水，才突然想起。
我不知道這可能會多嚴重。兩邊都繳所得稅，遲早會被發現。
一些可怕的場景出現在我腦海。我可能被公司一狀告進法院，要求我賠償損失、甚至罰款；我在日本留下訴訟紀錄，影響我此後的就職…等等。
我打了一個電話，給一個曾在某家公司人事部工作過的朋友，麻里小姐。
「你怎麼會做這種事？很沒常識，你知道嗎？」麻里毫不掩飾她的驚訝，在電話那端數落我：「我不知道要怎麼辦。日本人絕不會做這種事的，我也從沒處理過這種事。」
短短幾句話，我被她說得抬不起頭。尤其涉及到「我們日本人、你們外國人」這類的話題，更是有理說不清。出門在外，無論如何就是沒辦法讓人以一個獨立個體看待，一看，就是台灣人如何如何。
「那麼，我主動承認自己兼職，承諾退還薪資，是否就能解決了？」我如洩了氣的皮球一般，無奈地提出我的「解決方案」。
「我不知道，這就要看你們公司的規定了。」麻里說著，口氣已類似「看好戲」了。
和麻里通完了電話，我人猶如虛脫般坐在椅子上。為了離職，我已經放棄唾手可得的年終獎金；要是連這一整個月的薪水都退還給公司，這個失血量大得驚人，幾乎要影響生計。
我硬著頭皮，打電話給我原先的老東家。
公司人事部的小姐，接起了我的電話。
「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。元○○部の侯と申します（承蒙照拂，我姓侯，原先在貴公司○○部任職）。」
一般公司同事通電話，是「對內關係」，開頭是說「お疲れ様です（您辛苦了）」；一旦離了職，關係立刻「打回原形」，成了「對外關係」，招呼語也變成了「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（承蒙照拂）。」時時注意和對方的相對關係，是日語重要的組成規則。我們老外講日語，一半精神花在釐清彼此關係上。
「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。(承蒙照拂)。」人事部接電話的小姐也行禮如儀。
「對不起，是這樣的…我才離職不久，目前還在有薪假期中，一時疏忽下，兼了一份差…。」
接電話的人事小姐一聽，慌了，似乎完全不知怎麼處理。
「這…這我得問問看。您稍待一會兒，我們再回電話給您。」人事小姐說完，匆匆把電話掛了。
看來，我又投下了一顆炸彈。
不久，一位自稱山口的人事部小姐打了電話給我。我們做顧問的，一年到頭難得回公司，人事、總務、會計…這些部門有哪些人，我們經常搞不清楚。
「侯桑，您好。聽說您現在在兼職？」
「我…沒錯。但是，只是賺點外快，沒繼續做了。」
「恩，這樣呀。您也清楚，我們公司是不能接受兼職的。我們研究了一下，今天25日，這個月薪水現在已經匯到您的戶頭了。目前最穩當的作法，就是您將這個月的薪資退還給我們，我們可以把您退職的日期提前到3月底，讓您的在職期間不會與您兼差的日子起衝突。不知道您的意思是…？」
山口條理分明地把他們的「提案」說給我聽，無非就是要我把幾十萬日幣統統吐出來。我腦子一片空白。我還在規劃下一步的工作，在那之前，我不知道這沒收入的日子還要過多久。如今要我把錢吐出來，無異是要割掉我身上的一塊肉。
但我有別的選擇嗎？這麼大的公司，要告倒我，不就像是捏死一隻螞蟻一般的簡單？
我在電話裡回答：「好的，我…我會將錢還回公司。」
山口說：「好，有您的同意，我們事情就好進行下去。我們會寄『請款書』給您，您按照這『請款書』上的金額、銀行帳戶付款。我們收到款，就會把您的正式離職日改到3月底，幫您省去麻煩…。」
掛上了電話，我發呆了好一陣子。錢，看來是非還不可了。在收到「請款書」之前，這筆錢，我還有一段「鑑賞期」。房租靠它、水電瓦斯也靠它，現在卻看得到、用不得。
道道地地的「因小失大」。
本該是輕輕鬆鬆過著有薪假的日子，一下子變得愁雲慘霧。
進公司一年多，沒領過一毛加班費，卻因為兼個小差，就要被催討薪水。如果這是人與人的關係，這人未免欺人太甚。如今是公司與個人，則公司怎麼做都是對的。
連麻里也狠狠說了我一頓，不是嗎？我一天不還錢，一天就是個「貪婪」的人。
百無聊賴之際，我突然想到：這種糾紛，難道沒有前例？難不成大家都是乖乖還錢？
我在網上搜尋，找到了一個「非政府組織」：「勞動者義務支援團體」。
這家位在「青砥」(東京的一個地名)的非營利團體，專門幫弱勢的勞工處理勞資糾紛。我大致瀏覽了這個團體的網頁，找到了聯絡的電子郵件地址。我發了一封信給了這個團體。
「您好：
我來自台灣，自從2011年開始，在日本○○株式會社任職顧問，於前不久離職。
在職的一年多期間，我沒領過一分錢加班費，也沒和公司爭取過任何權利。但在離職的這一個月內的『有薪假』期間，只因為我兼了一份差，所以被公司追討一個月的薪水。這對我，一個普通的白領而言，是個很大的負擔。
如您所知：台灣是個對日本極為友好的地方，來自台灣的人，對於日本都存在著好感。儘管有著工作上的不愉快，我仍然相信日本是個好人居多的國度，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普世原則仍在日本運作良好。而貴團體的存在，更讓我深信這個國家是充滿希望的。
貴團體若能在百忙之中，願意對我、一個外國籍的勞動者伸出援手，提供諮詢服務，我將感激不盡。」
信寄出，我沒多大把握對方會回信。這說不定是個已經沒在運作的團體，甚至只是一個打著「非營利」的幌子，實際卻錙銖必較的歛財集團。
下午5點半，回信來了。
「侯桑
您好，我是勞動者義務支援團體的矢部。希望能在本周末務必和您見個面，談談您的問題。恭候您周六下午1:00大駕光臨。
矢部」
收到信，分外高興，總算感覺自己不是單打獨鬥了。
我寫了個信，謝謝對方的回覆，說好周末登門造訪。
不論這是一個甚麼樣的組織，我比起之前的徬徨無助，心裏多了一些對抗的「資本」。4月27日，我單槍匹馬找到青砥這家義工團體的所在。
「您好，我是之前和您們通過信的，姓侯，想找您們的義工，矢部桑」。我對著應門的小姐表明了來意。
「侯桑？歡迎歡迎！矢部桑剛好今天有事，由我來提供您諮詢服務。」小姐一邊說，一邊把我引進了會議室。
「我姓高原，是本會的義務諮詢師。侯桑您目前面臨的問題是…？」高原小姐親切地安排我坐著，主動開口問我要諮詢的內容。
我再把我的問題，口頭向高原說明一遍。
高原聽完，微笑地告訴我：「侯桑，首先，厚生勞動省早就已經發佈過通知：『有給』(有薪假)是員工的福利，不可以用任何名義剝奪。但是你『有給』期間『兼職』的部分…」
「恩？」
「公司是在你提出離職後，給了你『有給』，你的兼職並不會造成公司任何損失。公司沒理由向你討回這筆薪水。」
我聽了，大喜過望。我謝謝她的細心解釋。在這件事情上，我有信心：我已經立於不敗之地了。
但是，事情是否就這樣算了？我思索了片刻，做出了一個主動攻擊的決定。。
「公司在我這一年半的任職期間，沒給過我一分加班費。我還有機會討回來嗎？」
我開口問道。
其實，在這之前，我仍有兩種台灣人可以做：一、逆來順受，讓日本人覺得「聽話好用」的台灣人；二、據理力爭，不和稀泥的台灣人。
前者我做過，「效果不大」，日本人不會因為你的順從而多敬你一分。當我做出「討加班費」的決定後，我走上了後者的不歸路。
高原小姐表情似是一怔，隨即恢復平和的語調：「侯桑，您有證據證明公司積欠你加班費嗎？」
「我不知道要怎樣的證據。公司平日要我們如實報工作時數，但我一旦如實報上去，上司卻又指責我報太多，讓我根本無法申請加班費。」
高原小姐聽了，苦笑著說：「這種事常聽說…只是，就算您手邊握有當時加班的紀錄，一旦要爭取加班費，這種加班費的精算，哪怕是日本人也不見得能正確核算得出。」
「那該怎麼辦呢？」我不安地問道。
「恩…我建議您找弁護士(律師)來幫你爭取。」
弁護士？那得花多少錢？更何況，哪怕錢都花了，還不能確定爭取得到，那又該怎麼辦？
高原似乎看出我的困窘。她微笑地說：「您放心，有專門為勞工爭取權益的義務弁護士，您可以把您的問題告訴他們，他們會幫您處理。」
高原隨即把她所知道的義務弁護士連絡電話抄給我。那一霎那，我突然覺得：有這群為勞工打拚的日本左派真好！我們來自台灣的人，「右派」幾乎成了我們的基因，誰會在第一時間想到找左派呢？
我不用還錢，甚至可能要回一筆錢。我不僅有了信心，還有了鬥志。
回到家後，我打電話給麻里，把到青砥找勞工團體的事情告訴了她。麻里聽得極為吃驚。我做的事情，完全出乎她想像之外。
「畢竟是日本人呀…」我笑她：「無論什麼事情，你們會第一個想到『對公司不好意思』、『對團體不好意思』，完全站到資本家的立場，忘記自己是個勞工。」
麻里語帶慚愧的說：「確實，從小到大，學到的都是如何爭取團體榮譽，不知道爭取自己的權益。呵呵…。」
我把麻里骨子裡揮之不去的「日本人的團體意識」一語道破，上回麻里批評我時的犀利態度，全部煙消雲散。
第二天，我依照高原給我的電話號碼，打給了義務弁護士，小林先生(日語中，對於弁護士這類學有專精的人，就需要稱「先生」)。小林在電話中聽完了我的描述後，告訴我：
一、 既然向公司提出的「工作時間表」，都是事前被公司擋下來「加工」過的，證據力不大；
二、 手邊若是有當時的工作紀錄，哪怕是手寫的都行，全拿出來作證據；
三、 若有當時一起工作的同事作證最佳。
聽完小林的分析，我又灰心了。公司在表面上，並沒「阻擋」我們「工作時數」的申報，真正上下其手的，是負責專案的「專案經理」。我仍然記得很清楚：在東莞做專案時，我們沒日沒夜地加班，等到我如實把加班時數呈報上去後，專案經理，大月，語帶不悅地回覆我：「你太過分了」。大月讓我知道，原來在這家公司加班工作，功勞、苦勞全沒，甚至連提都不能提，提了就是「太過分了」。我從此以後才不再報加班時數，再通宵達旦也不報了。
大月長得很像日本某個個性派男星(恕我想不起他的名字)，身高180，平日常上健身房，練出一身「不怒而威」的特質。前一陣子，AKB48的峯岸小姐剃光頭謝罪的事情，在海內外掀起一番物議。我看了一點都不奇怪，有一位和大月一起工作，比他低一階的同事，就是因為犯了小錯誤剃了一個大光頭。大月逼他剃的？他自己要剃的？沒人清楚。但是在日本職場犯錯，就要剃光頭謝罪，我是親身領教過的。大月就是有這種讓人不敢怒也不敢言的「老大威風」。老實地說，我和他排排站在一起，他就像個大型肉食動物，我比較像小型草食哺乳類。
我只能收集一點當時的手頭紀錄，但也所剩無幾了。加一加，不過才十多萬日幣。這點加班費紀錄就要請弁護士幫我代討？
我想到了另一個和我一起在東莞做專案的同事，上島。
上島算是manager了，manager依規定是不能領加班費的(雖然這規定本身也有問題)，所以上島當時如實報工時，大月也不會說他甚麼，因為他本來就是一毛錢加班費都領不到。只要專案成本尚能粉飾，大月是不會計較上島多報工時，但會計較我多報工時，理由就在此。
但我和上島一起工作的。幾乎可說：上島是多少工時、我就是多少工時。但是找上島，打開天窗說亮話，要他做我證人，那太天真。上島還是公司的人呢！
我想到一招。
自從那次向公司坦承「兼職」以來，人事部效率奇高，兩天後就把「請款書」寄到我東京住處，要我將公司一個月的薪水退還。之後，就是每天打電話、發mail，催我「還錢」。偌大的公司，為了幾十萬日幣，徹底化身成了「討債公司」。
也不能怪這些人事小姐們：這筆帳，我不還，她們當中可能就有人要做替罪羔羊。
我回了一封信給人事部：
「您好：
經過與勞工團體商量的結果，我決定捍衛自己正當權益。恕我礙難歸還這筆應得的酬勞。
由於事情可能已超出各位的權責範圍，我建議貴公司請法務部與我協商。」
人事部的女同事其實都長得很漂亮。好男不和美女鬥，要鬥，就和法務部的歐吉桑鬥才是正道。
接下來就是找上島。
我猜：我已經離開公司，「我欠公司薪水」(員工欠公司薪水？真是新鮮)這件事，最多只是在人事部引起一陣波瀾，公司一般同事還不知道，包括上島。
我在LINE上找到了上島。
「お久しぶり(好久不見)」，我先試發了一個訊息。
10分鐘了，沒有動靜。我不知道他是否故意忽略我的訊息。如果他不理不睬，我只有另起爐灶。
正打算再發一個訊息時，他回覆了：「お久しぶり。最近如何でしょうか(好久不見。最近過得如何)」
太好了。起碼我不是他的拒絕往來戶。我和他用訊息閒話家常，他和我一來一往，言談間沒提到任何一句我「欠薪」的事情。
看來，一如我所料，他只知道我離職，不知道我和公司之間鬧的事情。
「東莞的小姐，有沒有在LINE上跟你聯絡呀？」我故意把話題轉到東莞專案上。日本人在東莞處處留情，扯「小姐」，很容易就把話題帶到東莞上。
「有呀」上島回覆。
「沒日沒夜地在東莞做專案，幸虧有了這些小姐，對吧？」我再回覆。
「哈哈！侯桑沒小姐聯絡嗎？」上島回覆
「我哪有你那麼受歡迎。」我再回覆
「東莞真是快樂」上島回覆
「我們加起來有○○工作時數了吧？快樂是快樂，但是一毛錢加班費也拿不到，真是喪氣。」我回覆。
「○○工作時數？我跟你在一起做的，我以為更多哩，哈哈！」上島回覆。
哈！夠了！這個同事已經用以上的對話證明我超時工作卻沒拿到加班費。我把這段LINE的對話留著，做為證據之一。
小林弁護士還建議我收集公司的薪水單，證明公司只給我固定薪水，沒有任何一毛加班費進帳。我也照做，連銀行的薪資轉帳資料也準備好。
人事部仍在發信催錢，我聽小林弁護士的話，置之不理。人事部至今仍沒把事情轉交法務，或者，就連法務也沒把握能從我手中把錢討回。我查了一下，「兼職」本身，並沒觸犯任何一條法律，純粹是員工和雇主兩造契約關係的規定，過去因「兼職」被判違約的判例也只有兩件成立。而我在事實上已不可能從事公司職務，更沒有「兼職」之虞，公司的討錢行為完全是小題大作。
小林弁護士和我約見了一次。看上去五十多歲的中年人，正該是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，卻願把精力投注在保護弱勢勞工的上面。大概是長期關懷弱勢，面貌顯得慈眉善目。
他看了一下我手邊的證據，表情有些為難。
「侯桑，老實說，這都是間接證據，要爭取加班費有些難度。」小林弁護士解釋道。
「我知道，但是，我根本沒有工時報告可以證明，只有這些了！」我無奈地說。
「恩…我可以試試看。我先發個律師信給你公司，看他們的誠意，再採取下一步。」
小林弁護士替我算了一下。包含周六日加班在內，大約50萬日幣的加班費未付！
「短短半年間，這麼多加班費全成了『服務加班』(サービス残業)，這是很惡質了。」小林弁護士搖著頭說。
所謂「服務加班」(サービス残業)，是句日語，指加班卻沒領加班費，全部服務奉獻給公司的意思。
加班費的追討，有兩年的期限。發生在2011年12月的加班費，我必須趕在今年底前追討到手。
小林弁護士隨後擬好了律師信，寄給了公司。
公司很快回覆，這次是法務部。約我們一周後到公司來一趟「共商解決之道」。
就這樣，迎來了我「薪水保衛戰」與「加班費討回戰」的最後一役。
和公司談判當天，下午1點，小林弁護士和我先約在附近咖啡廳，商討「戰略」。
「公司的人事部曾經發過通知，要我們『不可以未經允許呈報加班費』，這本身就為主管們上下其手開了後門。你認為呢？」我問道。
「這種電子信，不一定是違法，要看具體內容。這電子信你有留著嗎？」小林弁護士反問我。
「沒有。我們離職，電腦都要還給公司，所有往來信件都在公司的電腦裡。我們不可能留備份的。」
「那就不好辦了。現在公司也不能把過去的信件再拿出來給你看，供你當證據來指控他們。」
小林沉吟了一下子，想不出甚麼好辦法。我卻胸有成竹地說：「沒關係，只要等一下見到公司的人，我自然有辦法找到證據。」
小林大惑不解地看著我。我不再多說，只催他時間快到了，先到公司再說。
下午1:30，我和小林弁護士進了久違的公司大門。
櫃檯小姐招呼我們到會議室裡。櫃檯小姐美、等一下見面的人事部小姐們也美。這都足以侵蝕我的鬥志。我摒除邪念，告訴自己：此刻必須專注在談判上。
沒多久，法務部和人事部，一共四個人，進了會議室。小林和他們交換了名片。我笑笑，說我離職前把名片都交給公司了，沒名片。
「但是你們都知道我是誰。」我話中有話，說得在場的人乾笑了一下。
小林作為我的代表，首先發言。
「對不起，耽誤大家一些時間。今天是因為我的當事人，侯桑，在貴公司工作了…一年半吧？…前一陣子離職，卻在『有給』期間，因為『兼職』的理由，被貴公司催討薪資。我們想弄清楚貴公司的立場。」
「關於這個部分，鄙公司是有規定的…」開口的是法務部的西川，他說話的同時，使了個眼神，人事部的山本小姐隨即攤開了一份準備好的誓約書，上頭有我當初進公司的簽名，誓約書上清楚寫著：「不得在本公司就職期間兼職」。
西川接著說：「這不是針對侯桑一個人。所有進公司的人都要簽的，包括我自己也一樣。我們公司的業種特殊，和客戶接觸頻繁，兼職之下一個不小心，就容易涉及不公平交易或內線交易，這種風險太大，所以我們才和員工簽了這個約，這其實…。」
「西川桑，請等一下…」小林打斷他的話：「如果侯桑拿著你們的薪水，到了台灣工作，你們還要不要追討這筆錢？」
對了！正是這一點！我也想知道：這「禁止兼職」適用不適用我回台灣以後的事情。小林弁護士，真有你的！
西川愣了一下，一時之間似乎不知接甚麼話。半晌，他總算說：「這個…我們不是談技術上的事情，我們談的是勞資契約關係…。」
小林說：「也就是說，只要技術上兼得了職，你們就不會追究？『有薪假』期間，不就是技術上兼得了職的時候嗎？」
西川身邊坐著的另一位法務同事，片山，開口了：「小林桑，我們現在在日本，別把話題扯得那麼遠。」
小林看了一下桌上名片，確定了說話人是片山，隨即開口道：「片山桑，也好，那我們就談談日本。你知道過去關於兼職違約訴訟，被法院判公司勝訴的，並不多，對吧？」
片山只說一句就語塞。半晌，換西川開口：「小林桑，我們沒講到訴訟，我們只想溝通雙方的立場，找出一個和平的解決方法。公司的立場很清楚，希望侯桑能依照契約規定，把錢..」
「我方的立場就是不還錢！」小林斬釘截鐵地說了。在場的兩個法務代表愣在那裡。
這個小林歐吉桑，比我想像還要軟中帶硬！
我在場，看得眼花撩亂，不時地偷瞄人事部兩個美女解悶。一個清純、一個熟艷(人事部經理)，如果不是在這種場合見面，她倆是東京多美的一道風景線呀！我不禁嘆：「唉，卿本佳人，奈何從賊。」
「我方不僅不還錢，還要向貴公司追討加班費。」小林邊說，邊把我和他整理好的加班費清單拿出來。
這回，換人事部兩個美女慌張起來了。兩個人看著我們的清單，交頭接耳地討論著。
沒多久，人事經理野原小姐開口道：「侯桑，您可有任何證據，證明您確實工作過這麼多時數？」
我把手機打開。手機上有我和上島的LINE對話。「找小姐」、「東莞真快樂」這樣的訊息，也一覽無遺。重點是：上島等於在LINE訊息中親自證實：我和他一起工作，頻頻加班。
野原一邊看著我手機上的訊息，一邊「恩」「恩」地沉吟著。半晌，野原道：「侯桑，既然如此，你為何當初不報呢？」
「野原小姐，您知道的，人事部發過通知，要我們沒上司審核，就不許報加班費…」我回答。
小林接著說：「這樣的話，貴公司就違反了《勞動基準法》了。」
山本小姐聽了，立刻接腔道：「不，侯桑，您是不是記錯了？我們沒發過這樣的通知。」
「我沒記錯。不信，你們可以問大月經理。當初我在東莞做專案，他是我們的專案經理，你們讓他很為難，他為了遵守公司規定，才不讓我報的！」我的話，聽似為大月「開脫」，其實等於拖他下水。
大月自從東莞的專案之後，爬升成了「資深經理」。東莞專案成了他晉升的關鍵，也難怪他會在專案期間對我們厲聲嚴色。這個專案一旦做成，他升官就指日可待，當然要嚴控進度、嚴控成本，哪怕粉飾也在所不惜。
野原和山本兩人又開始交頭接耳。我隱約聽到她們在討論「要不要找大月桑來」。「資深經理」按規定可以不用常常跑第一線，留在公司做「企劃」。大月能來親自對質最好，就算不行，通電話也可以。
但是說實在：大月過去在專案做過我上司，他與生俱來的特質，讓我想起來還是有些不寒而慄。他有辦法逼著我一個同事剃光頭，也有辦法逼得我不能報加班，靠的就是他那種不怒而威的氣質。他若真來跟我對質，我怕我這種「小型草食哺乳類」從氣勢上就矮他一截。
交頭接耳了一陣子後，山本小姐開口了：「侯桑，您等一下，我們去找IT部的人來，幫你把原先所有往來的email調來。您自己找找，有沒有所謂『人事部通知不得報加班費』的郵件。同時，我們也會請大月經理進來了解一下。」
話說完，山本伴隨著急促的高跟鞋聲，走出會議室。
日本版的SOX法案(台灣譯為《沙賓法案》)，並未要求上市企業一定要保存郵件，但這家公司比照美國SOX，郵件都保存得好好的，以備未來稽核、甚至訴訟之用。
小林低著頭問我：「你確定有這麼一封郵件？」
我微笑道：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」
沒多久，大月來了。他跟著山本進了會議室。
大月表情迷惑中帶著不悅，就像是睡覺被人吵起後在生起床氣。這是個在公司如日中天的明日之星，如今硬被拖來處理我這狗屁倒灶的事情，心情不好也是可以理解。
山本說：「大月經理剛好在，所以來和你們談談。等一下IT部也會把電腦拿來，侯桑你來找找那封郵件l。」
大月緩步移著身軀，不情願地坐在我們對面。我現在想起來大月像誰了！像反町隆史，但是，是反町隆史的兇惡版。看倌可以想想反町隆史帶著殺意的眼神，大月就是那模樣。
我依稀記得第一次在公司見到大月，他對我親切握手。日本人愛鞠躬、不愛握手，手握得「不道地」的人常有，但大月不同，握起來確有大將之風。只是，這僅僅為初次見面的「見面禮」，初次見面之後，就完全恢復「上下隸屬」關係。當初，我從成田機場出發到東莞做專案時，碰巧遇到公司配備給我的電腦壞了，我只有趕緊託機場快遞把電腦郵送回公司IT部維修，自己空著手，到香港和其他同事會合，再一起入境東莞。大月知道了，第一反應是「你為何不報告上司(上島)！」(事實上我早報告了)我這才知道，大月口吻慣於頤指氣使，而非體貼親切，這是他建立個人領導權威的方式。領導風格有好多種，但東方國家好像偏偏喜歡這種領導風格。
無論如何，他成功了，當上了「資深經理」。如今我倆早沒任何關係，但他坐在我面前，我居然還是不敢逼視他的臉。
「侯さん、ご無沙汰しております(侯桑，好久不見呀)。」他坐定後，淺淺鞠個恭，表情似笑非笑，但眼神依舊銳利。
我只鞠躬，沒答腔。
小林弁護士起身，拿出名片，遞給了大月：「您好，初次見面。我是侯桑的弁護士，小林。」
大月接過名片，順便也把自己名片掏出，遞給了小林。
會議室裡七個人，一時沉默起來。大月盯著我們打量。看著這位曾經是我專案上司的人，我思索著該用甚麼敬語和他溝通。但是，一旦用了敬語，氣勢肯定要矮一截，還談判些甚麼？
我突然靈機一動。
「Gentlemen, I am sorry. Because my Japanese is getting worse, I need to change to English if I may be allowed…(各位，不好意思，我日語退步不少，可以的話，我想改說英語)」
大月表情像是吃了一驚。他沒料到我會出這一招，但他更該明白我是外國人，何時冒出外語都不奇怪。今天也該讓他知道，我是個老外，不是那個見人鞠躬哈腰的日本人。
坐在一旁的小林歐吉桑慌了，小聲提醒我「用英語大家都聽不懂」。我說：「沒關係，我只說給大月聽。」
我接著用英文繼續說：「You remember the time when I reported my working hours, you rejected it just because it’s against the company policy, don’t you?」(還記得嗎，有一回，你把我的工作時數報告打了回票，就因為公司規定的關係？)
大月完全沒反應過來，吞吞吐吐地說：「W..what？」
我放慢速度，一個字一個字地說：
「You、rejected、 my time report、 didn’t you?」(你、退回過、我的工時表、對不對？)
大月像是抓到一兩個關鍵詞彙了：「t..time report?(工…工時表？)」
且不論我這英文是否達到溝通效果，但我徹底壓住他的老大銳氣，這是千真萬確的，不然，要講日語，我肯定被他壓著打。
誰看過反町隆史的拙樣？我現在正在看，呵呵！
IT部的人這時突然抱著電腦進來，說是把我的email備分找出來了。
山本小姐說：「太好了，那就請侯桑找找看，您說的那封『人事部通令不許報加班費』的通知到底在哪裡？」
IT部的人把電腦置放在我面前，我在公司1年半的通信紀錄全復原了。
人事部的人成竹在胸，認定我根本找不到這麼一封信件。我開始在備份匣裡找，但不是找人事部的信，而是大月的信。
找到了！2012年1月13日週五晚上，我和上島等同事，一起加班到深夜3點。我當晚就報了加班，隔周一，卻遭到大月退回。理由只寫了一句話：「酷すぎる(太過分了)」。
我拿給小林看，小林一邊調整眼鏡框，一邊看著信件內容，邊看邊搖頭。
「大月桑，這是甚麼意思？員工工作到晚上3點，你一小時也不讓他報，還說『太過分了』。你這樣…太過分了！」小林嘆著氣，眼睛盯著大月看。
人事部和法務部的人在場，面面相覷，萬萬沒想到我所謂「要找人事部通知」這一招，其實是聲東擊西，激他們把我想要的證據奉上。
我若是事先說要找大月的信件，他們肯定會過濾掉大月信件中對公司不利的內容，或用任何藉口，不讓我接觸公司郵件。但我聲稱要看人事部的信件，人事部自認為「行事正確」，反而大方請IT讓我看信件。
大月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，完全不知道發生甚麼事。他指著電腦，說：「あの…ちょっと見せてもらいますか？（能不能讓我看一下）」
我把電腦交給他，他盯著螢幕看，看得發愣。我用日語，把2012年1月前後的事情，解釋了一遍給他聽，幫助他「恢復記憶」。他一邊聽，一邊用滑鼠操作著畫面，似乎還在思索一個合理的解釋。
「大月桑，我知道你是不得已的，你只是在執行公司的政策。」我語帶諷刺地說。
他若是代表公司，則公司違法；他若是不代表公司，則他本人觸法，還可能被公司索求賠償。
小林說：「貴公司的行為，明顯觸犯《勞動基準法》，你們看看該怎麼辦吧！」
法務、人事，看著大月發呆。
大月沉默了半晌，終於手一揮，說：「我知道了，我道歉。」
西川打破沉默，說：「我建議我們內部先商量該怎麼辦，請給我們一點時間，到時會給侯桑一個合理的交待。」
談判全勝。我和小林不再咄咄逼人，我們退出會議室，走到電梯口等電梯。
「你想要找證據，所以故意嫁禍給人事部？」小林像是恍然大悟般問我。
「沒錯！」我說。
「那你怎麼連我也瞞？」小林笑著問我。
「我怕你演技沒我好。你要是事先知道我劇本，反而會演得不像了，哈哈！」
(後記)以上事件發生在上禮拜。我於昨天(6月5日)接到通知，公司已經決定不追討我的薪水。我現在還在等公司關於加班費的回覆。
誠我所說的：有小林、高原、矢部這些為弱勢勞工默默奉獻的日本人，我對日本還是有著好感…只要不要讓我做日本公司上班族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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